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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华

新闻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5年08月13日 我要分享


中国外交官,燕京大学学生,1937年参加革命的战士,新中国首任礼宾司司长,在近30年的外交工作中先后做过四任司长,担任过四国大使,经他谈判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有四个。



人物生平

柯华(1915.12.19—),原名林德常。广东省普宁市里湖镇棋盘村(今属普宁市)人。曾就读于汕头市大中中学(现汕头市第四中学)[1] 。燕京大学肄业。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投身抗战,1937年12月任八路军前总宣传部干事,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1940年1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科长。1949年5月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建国后,1951年6月后历任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兼文化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1954年后先后担任外交部礼宾司、亚非司司长,驻几内亚大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驻加纳大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驻几内亚、加纳、菲律宾、英国大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1988年任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外交历程

革命烽火

1915年,柯华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鲤湖镇一个贫困的家庭。父母兄弟姊妹六七口人挤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黑暗小屋里。他父亲后来到马来西亚槟榔屿打工,二次世界大战中橡胶价格飞涨,父亲也发了些财,在家乡和他的两个兄弟合作盖了一座“四点金”[2]。家中的生活也宽裕了。笃信佛教的妈妈常做些修桥、补路、救济穷人的善举,这些给了柯华不小的影响。
1922一1929年柯华在鲤湖上社小学就读(其中有一两年到摈榔屿钟灵中学附小就读)。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正在读初中的柯华与愤怒的同学们一起到市政府请愿。这是柯华第一次参加革命行动。行动的结果便是10个同学被开除。柯华因为学习成绩好,没有被开除,但是他自己退学了。一年后,他转到厦门大学附中就读。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的腐败,人民生活的痛苦,再加上当时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他读了大量进步的小说),柯华产生了这样一个信念:科学才能救国。他决定学医,以医术来帮助穷人。1935年,他如愿考进了燕京大学医预系。
大学里,柯华阅读了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在图书馆,他啃读完英文版的《资本论》。他还听到了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于是,他开始设法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了解苏维埃。对各种抗日活动,柯华都积极参加。1937年3月,“燕大学生延安参观团”组成了。
为避免国民党的注意,参观团的公开名义是旅行参观,柯华与其他9名同学打扮成漂漂亮亮的少爷小姐来到了红色地区――延安。由于这是全国第一个到延安参观的大学生访问团,他们受到了延安各界特别热烈的欢迎,毛主席、朱总司令、董必武、林伯渠、博古……几乎当时在延安的所有党的领导人和军事将领都接见了他们。毛主席特地接见了他们两次。
抗战爆发后,800多名燕大学生有200多人投奔延安,加入了解放区的革命队伍。他最先到了山西临汾八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兼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接见了他。面对这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22岁的大学生,首长喜不自胜,但首先关照他说:为了革命及家人的安全,建议他改名字。
柯华原来不姓柯,他原名叫林常德。柯华应道:“改一半行吗?”回答:“可以。”他从可字受到启发,随口说道,木加可做姓吧,至于名字就叫中华的华吧。陆定一拧着柯华的鼻子大声喊道:“柯――华!” “到!”柯华干脆地回应道。就这样,柯华的名字产生了,并一直沿用至今。而他家乡潮州的柯姓同乡会,竟然也心甘情愿地吸收他为荣誉会员。
1945年,日本投降时,柯华正在延安西北局负责报纸的宣传工作。延安人民沸腾了,柯华也和家人、同志们一道放鞭炮、敲锣打鼓,欢庆胜利,激动得彻夜不寐。但很快毛主席就告诉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战争并没有结束。日本虽然倒了,但我们还要警惕蒋介石。
果然,蒋介石不久就发动了国内战争。当时,柯华一直留守延安。胡宗南攻占延安时,柯华的妻子正怀着第二个孩子。两个人需要分两路撤离延安。妻子背上背着大孩子,肚里怀着小的,差不多每天夜里都要走几十里路。但柯华帮不上忙。
有一天,两支队伍相遇,柯华见到了妻子。妻子告诉他:“被子在胡宗南追赶中被丢掉了。”柯华只好把自己的被子拿过来,从中间剪成两半,一半给了妻子。有一次,我军消灭胡宗南的一个旅,在分战利品时,柯华没拿别的,只挑了一筒五磅重的美国奶粉。妻子没有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就是靠这筒奶粉加小米汤养活的。
1949年5月,西安解放,柯华先后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及西安市委副书记。1952年8月,他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委副书记兼秘书长,文化部第一副部长;1953年7月又调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
1954年,柯华被调到外交部,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礼宾司长

1954年12月,柯华接到外交部打来的电话,告诉他立即赴京任礼宾司司长。是新中国外交部最早的四位司长之一,其他三位是黄华龚澎龚普生。几天后,柯华便穿着西安人常穿的羊皮大袄到外交部,差点被认为是走错了门的老乡。于是,柯华到礼宾司的第一件事就是被领着去做衣服。 做了司长的柯华才知道礼宾司原来是负责安排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及接待来访的国宾的。从此,他开始了与周总理的共事接触。
1955年初,当时印度驻中国大使小尼赫鲁要周总理的电话号码,说要直接同周总理通话。此事是礼宾司首次经历,经商议,婉言谢绝对方并表示可以转达,但对方执意不肯。无奈,他们只好将此事报告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同意礼宾司的处理意见。但当总理知道此事后,很不高兴,便把柯华叫到办公室,查问事情的来龙去脉。
了解情况后,周总理告诉柯华:“毛主席很重视发展同印度的关系。我曾经跟印度驻华大使讲过,他有事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周总理强调说:“外交无小事,遇事多请示。不像你当市委书记,那是一方诸侯,权力大得很,许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而外交上每件小事都疏忽不得,都关乎国家大事。”
有一次,柯华奉命去某国访问,预定第二天出发,当天夜里2点多钟,还在办公室准备有关资料的柯华接到周总理的电话,询问某个国家发生突然事变的情况。柯华没有思索便说:“我明天就要去某国访问,没有注意您所说的那个国家的情况。”周总理严肃地反问道:“你现在走了吗?”一句话问住了柯华。是的,自己还没有走,为什么就没有注意那个属于自己主管范围的国家的事变情况呢。他当即回答:“总理,我错了。请等半个小时,我向您汇报。”
还有一次,在欢迎某国总理时,为了补救一件礼节安排缺陷的事情,总理先后查问了张致祥(当时任国务院文委主任)、余心清(国务院典礼局长)、高登榜(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长)3人,但都不知道是谁的责任。最后恰巧柯华来了,总理便问柯华,柯华也不知道。这时,总理很生气,大声批评柯华:“你们就是推来推去,到底是谁管的?你立即把工作补救好。补不好,唯你是问!”
柯华莫名其妙地受到批评,但他首先还是把工作上的缺陷补救过来了,并向总理作了汇报。当夜两点多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张彦同志给柯华打来电话,说是总理叫打的,事情查清了,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说他批评错了,希望你不要在意。

非洲外交

随着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不少新独立的国家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外交部成立了西亚非洲司。1956年7月,柯华调任该司首任司长,直到1959年底。
1957年3月,上任半年多的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陪同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出访加纳,应邀参加加纳独立庆典。加纳原为英国殖民地,在恩克鲁玛领导下,于1957年赢得独立,并确定3月6日为加纳独立日。中国贵宾的到来,在加纳引起轰动,并受到盛情款待。 受到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的接见。交谈中,恩克鲁玛总统直率地说:“发展加中友好关系,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在阿克拉设立大使馆,我们在北京设立大使馆。”
柯华觉得,在交谈中提到建交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其坦率的程度却出乎意料,于是便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建交合适呢?”对方回答得很干脆:“立即。”并指示其外长立刻同柯华商谈。加纳外长阿科・阿杰依顺手撕下手边报纸的边条写起来。
过了一会儿,建交公报稿就拟好了。柯华看后,建议增加“加纳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纳外长表示同意,并一字不差地补进了公报。双方达成一致后,便由加纳外长带回去打印成正式公报。形成这样一份建交公报前后不到15分钟,这在各国建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双方还确定,1960年7月5日格林威治时间13时,两国在各自首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两国宣布建交后,黄华出任中国首任驻加纳大使。十几年后,曾为中国和加纳建交而奔波劳碌的柯华,出任了中国和加纳复交后的驻加纳首任大使。
1960年4月22日,当马里共和国宣布独立时,国内立即给在几内亚任大使的柯华发去指示,争取尽早与马里建交。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中马建交时机尚未成熟。马里总统在致电周恩来总理的同时,也向台湾当局致电。台立即表示承认马里,并派“使节”到达巴马克。
柯华分析,马里刚独立,需得到多方承认,特别是联合国的承认与接纳,而台湾当时还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柯华首次访问马里虽未达成建交协议,但为中马建交做了不少铺垫工作。
1960年9月29日,联合国大会接纳马里共和国为成员国。10月4日,马里总统即致电周恩来,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同中国建交,同时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并邀请柯华再次访问马里,商谈两国建交事宜。10月22日,柯华到访马里。24日,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接见柯华说:“阁下前次访问巴马克,我没能见你,因为当时我们要力争减少阻力,以便顺利进入联合国,希望你能谅解。”并表示:“我们希望立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柯华亦表示了同样的愿望。
马里总统建议,中方先草拟一份建交公报供他们研究。柯华即刻将事先准备好的草稿递交给他。第二天,两国举行建交谈判,进展十分顺利,很快达成一致。1960年10月27日,中马双方在各自的首都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中马建交公报。不久,赖亚力到了巴马克,出任中国首任驻马里大使。
20世纪60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进入高潮,仅1960年就有16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中国建交,西亚非洲司的工作十分繁忙。特别是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欧亚非十四国后,新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该司工作更忙。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工作,1964年6月,西亚非洲司被一分为二,成立了非洲司和西亚北非司。刚刚从几内亚任满回国的柯华被任命为首任非洲司司长。部里对非洲司的工作十分重视,不断增派干部,并将从各地调来的18位候任大使参赞安排到非洲司熟悉业务。
至1965年,非洲司已是人丁兴旺,号称一百零八将,位居当时部内各地区司之首。难怪“文革”时,柯华被戴上了“保皇派”、“红司长”的帽子。他对非洲司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全部心力。
1960年,柯华被派往几内亚担任中国驻非洲国家的第一任大使。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局面尚待打开,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还不是很多。在柯华去几内亚赴任前,周恩来亲自与他谈话:在我们的外交工作中,要彻底、干净地消灭任何大国沙文主义。要反帝国主义国家之道而行之,十分尊重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领袖。柯华深感担子沉重。他如履薄冰,开始在非洲开展工作。柯华学的是英语,但几内亚讲的是法语。为了工作,他不得不重新学习法语,每天坚持学一小时,持之以恒。几年下来,他已能够用法语作一般性的交谈。一次,因事情紧急,要立即与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面谈。当时翻译不在,他只好自己用法语直接与杜尔总统交谈。虽然不流畅,但总算把事情办了,解决了燃眉之急。
中国第一次获得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之后,体委副主任黄忠率领由教练黄传耀、冠军容国团等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几内亚。使馆准备为代表团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柯华亲自打电话,邀请几内亚外交部长等高官到中国大使馆出席招待会,并观看乒乓健儿的精彩表演。各国驻几内亚的外交使节及友好人士都已到了,但几内亚的官员们却迟迟未到。有的人开始不耐烦,嗔怪几内亚官员不礼貌。无奈,柯华只好宣布招待会开始。
当招待会刚刚结束,几内亚外长率领一群政府官员匆匆赶来。他们像进了自己家一样,没有任何客套,直截了当地对柯华说:“我们非常想看世界冠军的表演。”柯华二话没说,招待会二次鸣锣开始,摆杯盘、上茶点。容国团和他的队友们不顾疲劳,重新挥拍上场。临别时,几内亚外长对大家说:“对不起,因政治局临时召开紧急会议,我们来晚了,请原谅。”
柯华理解,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百废待兴,许多制度(包括礼仪在内)都有一个逐步建立和健全的过程。更何况在他上任前,周总理对他讲的话已在他的心里扎了根。后来,柯华在与几内亚的朋友约会时,对方也有失约的情况,他都表示理解。周总理在访问几内亚,得知上述情况时,称赞柯华能“体谅朋友”。
有一次,驻外使节回国开会,会议结束时已经临近国庆节了。多年没有在国内过国庆节的柯华很想等到节后再返回几内亚。9月27日,周总理打电话给柯华:“你怎么还没有走呀?立即动身,赶回去主持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这是对驻在国的尊重嘛!”第二天,柯华便搭乘航班,经欧洲转非洲。终于在国庆节招待会开始前一刻钟,赶到了大使馆[3]

菲泰建交

1975年,柯华奉调回国。当年春天,他受命同身为菲律宾驻日本大使的罗慕尔德斯进行建交谈判。罗系第二次来华。柯华就革命不能输出、华人华侨问题、南沙群岛以及台湾问题阐明了中方立场。双方在主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此前的数年内,双方已有数次接触,为此次建交谈判作了准备和铺垫。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决心赶在美国之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同年6月,马科斯总统率领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接见了马科斯。周恩来总理重病在身,仍会见了马科斯夫妇及其家人。根据菲方的请求,周恩来总理于6月9日在301医院的会客大厅里和马科斯总统签署了中菲建交公报。12月15日,柯华作为中国首任驻菲律宾大使到达马尼拉(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
1975年6月17日,按照中央指示,柯华同泰国驻美国兼驻联合国大使阿南进行建交谈判。由于地缘关系,泰国对中国疑虑较多,建交谈判比较艰难。柯华在一系列问题上反复阐明中方立场,终于打消了对方的疑虑,谈判得以顺利进行。同年6月30日,泰国总理克立・巴莫访华,标志着中泰建交谈判已获成功。7月1日,周恩来总理和克立・巴莫总理共同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在菲律宾工作期间,柯华除了做官方工作,还十分关心当地的华人和华侨,甚至关心他们的婚丧嫁娶。他曾亲自为他们做媒,也曾亲自到灵堂前为普通的爱国华人、华侨吊唁。许多华人、华侨称柯华为“父母官”。他们说:“共产党够朋友,重人情。”
1976年1月8日,当无情的病魔夺走了周总理的生命时,柯华正担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噩耗传来,柯华哭了。他知道总理是被“累”死的。 1月8日,柯华接到外交部通知,1月15日北京举行追悼会时使馆下半旗。但是,菲律宾华侨已自发地于1月8日下半旗,菲律宾政府的一些部门也下半旗了,中国使馆怎么办? “下!”当使馆工作人员来问柯华时,他毫不犹豫地这样回答。
本来,下半旗与否应听从中央的统一规定,大使无权自作主张。但柯华想,迟至15日才下半旗的规定可能与“四人帮”插手有关。因此,他先决定下半旗,同时向外交部报告。

驻英大使

1978年,柯华被派往英国,任驻英大使。英女王派她的典礼官用一辆四轮马车接我去白金汉宫递交国书。宝马雕鞍,马蹄声声,显赫庄严,充满皇家气派。然而,我却想起了中国第一个出使英国的郭嵩焘
那是一次怎样的出使?郭嵩焘是专为“谢罪”而去白金汉宫的。郭一向恃才自傲,对于当时红得发紫的曾国藩都不肯买账。但在国势衰败、朝廷孱弱的形势下,他只能被迫低下高贵的头,担当去伦敦“谢罪”的屈辱使命。“现在,我高昂着头,坐在女王派来的贵宾车上,真正感觉到换了人间的滋味。” 他很注意调查英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民俗等,尽量找出可以借鉴的东西报回国内。他曾就英国资本主义当前的情况写报告发回国内,外交部的一位负责人说:柯华是驻外使节中第一位说“帝国主义不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人。
1980年,邓小平说“香港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1982年,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明确表示,中国要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愿意同英国谈判解决这个问题。柯华被召回国,接受廖承志同志的指示:接触英国各阶层,摸清其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同年,英国和阿根廷因马尔维纳斯群岛爆发战争,英国取胜。撒切尔夫人成了英雄。她决定访华。7月的一个晚上,在中国驻英大使馆内,柯华宴请撒切尔夫人,就在宴前他们开始了香港问题的谈话。此次谈话,柯华了解了撒切尔夫人的基本意见:三个条约有效,不谈主权问题,香港至少应由英国继续管理30至50年。离开时,撒切尔夫人对柯华说:“希望还有机会跟您谈。”
不久,香港总督尤德及其前任总督麦理浩来到中国驻英大使馆,又与柯华展开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结果却话不投机,怎么也谈不到一块。最后,当他们问柯华不撤怎么办时,柯华笑答:“这也好办。你们不是出兵马岛了吗?那里距离英国本土9000多海里,中途无法补给,飞机只能空中加油,但你们还不是去了吗?而香港距离英国只有8000海里,沿途补给方便,你们不妨也试一试。”二人一下子愣住了,等回过神来,异口同声地说:“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对中国,只能谈判。”
谈到此,柯老笑着说:“每一个外交战士都更盼望着祖国的强盛。国家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说话也就有了力量。” 1983年2月,柯华任满回国前夕,应伦敦、曼彻斯特、约克郡、新堡市等华人、华侨的邀请,出席他们的欢送会。他在讲话中,反复申明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星岛日报》大字标题为《中国大使柯华透露:中国领土不容分割,前途看重港人治港》。报道称:“柯氏透露,英国曾要求把统治香港的时间延长15年、30年,甚至50年,中国政府坚决拒绝。柯氏斩钉截铁地表示,1997年6月30日,英国政府就要离开香港,一天也不能延长。”
1983年,柯华回国,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结束了他的外交生涯。在近30年的外交工作中,柯华先后做过四任司长,担任过四国大使,经他谈判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有四个。1988年,他被任命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5年离休[4] 。
离休后的柯华并未停歇。他利用余热,继续为祖国、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粗略统计,经他介绍引进的外资和国内融资达数亿元之多,但他却从未为自己捞一点好处。他帮北京一家啤酒厂引进外资1亿多元,厂方给柯华20万元介绍费,他悉数捐给该区的一所小学,用于购置电化教育器材。有一家工厂要扩建,急需6000万元,也是柯华帮助引进外资解决的,并拒收介绍费。为了改善一家医院的医疗条件,柯华与香港一位朋友联系,对方以成本价支持该医院8辆汽车,冰箱、电视机和空调机各40台。为保证这批东西用在刀刃上,柯华与医院领导班子和区乡干部一起开会,以防止这些东西被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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